制藥業投機沒有機會 中國新藥倔強求生

    在王海波與復旦張江身上，我們可以同時看到在中國搞新藥研發的困難指數與希望指數。    

    1996年，在復旦大學校園的一間辦公室內，當時仍在復旦大學任教的王海波正在與復旦大學校產辦主任蔣國興老師進行商談。商談的主題是上海浦東新區拋出的發展生物醫藥的橄欖枝，而這次談話的結果卻讓王海波開始了另一番人生。隨后，他接受浦東新區的邀請，在浦東新區政府投資300萬元和張江高科技園區投資50萬元的基礎上成立了“復旦張江”。

    當時中國醫藥產業的景象，實際上主要是精細化工產業，除了中藥外幾乎沒有自己發明的東西。當時我國保護的法律環境還非常不成熟，企業創新的動力普遍缺乏。在這樣的環境下，王海波卻一直有這樣一個觀念：13億人口的中國能夠孕育出一個真正具備做藥能力的大廠，將科學理論變成藥物。

    現如今，在創新藥物上歷練近10年的復旦張江，即便已擁有4~5個比較大的藥物系統，王海波依舊強調做新藥的人必須都有一個長久的忍耐性，必須有一點人文關懷，在這個過程中容不得半點投機心理。

    而他慶幸的是，目前在上海張江，很多藥物研發企業與他有著一樣的理念。

    “賣掉*個孩子”

    1996年，復旦大學接下浦東新區發展生物醫藥的可行性研究，王海波正是這個課題的負責人。回想起這些年的艱辛，他坦言當時也沒有想到做一個新藥會要那么長時間，有那么艱難。

    新藥研發是一個高投入、高風險、長周期的產業。一般來說，新藥研發的周期至少長達10年，需要巨額研發費用，成功率卻僅為1/5000。在這個過程中，出現更多的是鋪路式的藥物研發企業，他們可能從成立到破產什么也沒有成功。而在中國，幾乎所有的新藥研發企業都難以擺脫“賣掉*個孩子”的共同經歷。

    目前，國內創新藥物的*梯隊企業，一般剛開始基本是以項目建系統，生存下來以后逐步把這個系統作為自己研發的平臺。

    復旦張江亦是如此。用有限的資金搭建能夠做出初級研發成果的系統，為大藥企做研發代工，做技術出口，這個過程在張江大概有2年。

    王海波告訴記者，“賣掉*個孩子”，一個可能是企業本身的技術能力不能支撐著往下走，比如說發現了化合物，但走向成藥的過程無法實現；另一個可能是自己的資金能力難以滿足藥物開發的需求。

    復旦張江子公司靶點藥物公司的新藥CCR5zui后也是買給了澳大利亞的一家制藥公司。這個藥物作為第四代抗艾滋病藥物，價格會很昂貴，如果未來要從市場中回收它的研發成本的話，必須化運作。而在國內外新藥審批機制有著巨大差異的情況下，每一步深入的研發與認證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

    王海波為這個藥物申請了12個國家的。

但是申請到后就要實施，不實施，這個保護就沒有了意義。只是，他沒有那么多的資金來支持進一步的研發和市場開發。

    沒錢肯定不行

    當然，“賣孩子”是為了將來自己能夠“養孩子”，隨著國內新藥政策的逐步調整到位，適合做新藥的環境已開始生成。

    王海波認為，從近年來的情況看，中國的藥物創新依舊是個艱難的過程。做一個新藥要花10年時間，現在的決策影響的是未來10年的情況，如果從未來10年來看，中國的新藥對醫藥產業的貢獻值會逐步增大，相信會達到50％的貢獻率。目前，在中國做新藥已經不是一件的事情，我們的知識界、醫藥界無論從技術還是在認識上已逐步長大成熟，而新藥研發目標的實現，資本將是關鍵之關鍵。

    在美國，NIHR（國立傷殘研究所）可以提供很多資金支持中小企業做新藥研發，國內現在基本上還是企業的自籌資金在做，這樣的話，國內幾乎所有的創新藥物企業都面臨資金上的困難。

    采訪中，深圳微芯生物公司同樣認為，醫藥研發不是一次性投資可以完成的，必須持續投入，才可能完成從化合物到成藥的轉變。如果投入2年后不追加投資，zui后可能還是會死掉，或者全部技術又被國外藥企買走。

    在生物制藥尤其是創新藥領域，能從國內拿到風險投資，即便是在今天都是很難想象的。微芯能夠在早期拿到投資，怎么說都算是小概率事件。

    其實，商業資本需要財富效應，單方面要求商業資本對創新藥物進行投資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通過政府支持，進而帶動更多的民間資本進入醫藥研發行業，中國醫藥產業才能真正起飛。

    不過，這方面的利好正在逐步增多，王海波告訴記者，于明年啟動的新藥開發投資基金有望產生較好的示范意義。

    一種突破可能

    2000年，當中國通用技術公司來購買復旦張江股權的時候，王海波就跟他們說，復旦張江是希望做規則的，不希望做一個追隨者，而要做規則就要繼續做新藥。

    制藥業是一個艱難的行業，在這里，投機沒有機會。就算有，也只是一出大戲中的小丑，可能會獲得一時的關注，但無法掌控zui終的話語權。銘記上述信條的王海波希望繼續以悲天憫人的態度做新藥。

    王海波發現，國內的藥品實際上與上的產品質量是有一定差異的。而差異的根源在于藥物的溶解度、吸收度、生物利用度等研究上存在的差異。國內那么多的藥物研究機構，有很多研究成果，但絕少有zui終轉變成藥的。

    他認為，上述現象不是中國科學家研發能力的問題，而是中國的科學家僅僅把藥物看成一個科學，實際上，藥物是市場與科學在臨床中的一種結合。而這一步國內始終走不過去，即使勉強走了過去，也很少被臨床醫生認可。做藥物研究的，需要依靠一個產業化的架構去做新藥。

    目前，隨著資本市場的起步，先聲等國內創新藥物企業已經開始集中在一些有價值、有潛力的項目上實現產業化。復旦張江也在做藥物新適應癥的產業化。從上大的藥物創新公司來看，他們在某個方面做的研究可能zui終被發現沒有效，但通過非常巧妙、專業的研究，還是能在失敗的基礎上找到適合的點繼續做。

    實際上，創新藥物不應該局限于做一個完整的化合物，世界上做得好的創新藥，往往是由于新適應癥的發現而獲得成功的，萬艾可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代表。這或許是創新藥物領域一個可能的突破口。